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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文丛名曰“四方风”，拜王先生所赐。“四方风”系考古发现甲骨文残片，骨面有刻辞4段，应为28字，实为24字，刻在一片牛肩胛骨上，字体强健有力，是典型的殷商武丁时期（约公元前 1200 - 1189 年）卜辞，记载了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神与对应的四位风神，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四方风”与四时更迭、草木枯荣以及人类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类似于“四仲中星”：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昂，以正仲冬。 “四方风”与诗歌和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诗经·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尔雅·释天》“南方长养喜乐，故曰凯风。凯，乐也。”《吕氏春秋》：天地之气合而生风，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仲春生夹钟。仲秋生南吕。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说：“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虽然春夏秋冬季节变换，时光流逝，可是不变的是亘古恒久的雄风，千百年来依然在不停地吹拂。

　　选择这样一个富含文化底蕴的名字作文丛总称，显然寄托了王先生的杂文观念和对中青年杂文家的厚望。王先生是以史学家身份写杂文的。看他的杂文，如《语录考》、《考》、《花果山上的猴门事件》等，随处可见深厚的学养和老到平和的行文风格。他不屑于“杂三股”式的杂文写作，主张杂文应该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文，应该奉行言宽、文宽的写作原则。在长期的接触和交往中，我认同王先生的杂文观念，悉心揣摩、学习他的文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关于杂文的零思片想》一文中，我作如是说：“真正的杂文家往往不喜欢杂而无文的杂文。在他们心目中，杂文与时评不同，并不是排成楷体字的就是杂文，也不是放在花边里的就是杂文。杂文之“文”是文明之文、文化之文、文学之文、文雅之文。所谓文明之文，是说杂文所的思想观念也许不是最新的，但它必须是符合人类文明的。它下的，反对集体名义下的一己，文明后的。一切陈腐的、恶浊的、反人性、反的思想主张和意志都与杂文无缘。所谓文化之文，是说杂文必须有学养灌注、学理贯通、学问滋润。朱光潜先生说‘不通一艺莫谈艺’，即不通晓一门具体的艺术最好不要妄谈美学和艺术规律。写杂文也一样，空怀一腔热血是不够的，必须有自己的家园和思想依托。那家园和依托，便是深厚扎实的学问基础。文、史、哲、政、经、法，抑或天文地理、花鸟鱼虫，总要通晓一门，略知其他，这是为文的起码条件。所谓文学之文，是说杂文作为文学的一支，必须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讲究形象思维、框架结构、遣词造句、语言节奏，文章总要体现文学的一般特征，读来不仅有思辩的震撼，也有欣赏的愉悦，让人齿颊生香，回味无穷。所谓文雅之文，是指杂文的一种内在气质，它是文明、文化、文学汇聚发酵酿成的醇酒，是综合作用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是一种下意识的流露，是不经意的表达，好比腹有诗书的谦谦君子，又好像长于名门的大家闺秀，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雅，随意浮现在举手投足之间，是长期、自然积淀的结果，火候不到，是学不来的。东施效颦，徒增笑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