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一生从事文学活动凡30年，除翻译和研究之外，创作的也非常丰富，涉及四大文类：诗歌(旧体诗、新诗)比较少；戏剧更少，也许只有一份，这就是《过客》；比较多的是小说，有《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3本集子；更多的是散文，有回忆文《朝花夕拾》、散文诗《野草》，更有大量的杂文集。杂文是鲁迅手中的第一文类。
这样的基本状况大抵是众所周知的，似乎不必多谈，但这里有着发人深思的信息；可以由此出发倒推上去，曲径通幽地重新思考中国文学的传统问题。
二
1906年鲁迅弃医从文之初，文学活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翻译外国小说和撰写文学、文化论文。他后来回顾说：“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其见于《域外小说集》；而他早年的论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篇，则收入了《坟》。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鲁迅开始大写小说，开始的几篇连续发表在《新青年》上。鲁迅后来以史家之笔写道：
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小说和戏曲，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1918年5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的实绩……(《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从此鲁迅就以小说家著称于世，其影响之巨大深广，几乎怎么评价都不算过分。但特别应当注意的是，既然《新青年》是一个以发议论为主的刊物，鲁迅当然也在这里大发其议论，其中有比较长的论文，如《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后收入《坟》)等等，更多的则是发表在“随感录”专栏的短短的杂感，后来他又在《晨报副刊》等处发表同类的杂文(后收入《热风》)——鲁迅喜欢发议论，这一方面的写作，他一直抓得很紧，始终没有中断。
到1925年以后，情况有了比较大的变化，鲁迅更多地介入现实的斗争，写了数量空前之多的杂文，而小说创作却渐近于衰歇，他的工作重点完全放到发议论这一方面来，此时他主编的刊物《莽原》即以议论为主，他自己写得很多，也鼓励和希望青年作者多写。1925年5月3日，鲁迅在致其高足、《莽原》撰稿人之一的许广平信中写道——
……咱们的《莽原》也很窘，寄来的多是小说与诗，评论很少，倘不小心，也容易变成文艺的。我虽然被称为“编辑先生”，非常骄气，但每星期作文，却很感痛苦，因为这就像先前学校中的星期考试。你如有议论，敢乞源源寄来，不胜荣幸感激涕零之至！(《两地书·一九》)
到7月9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又写道——
至于大作之所以常被者，实在因为《莽原》有些闹之故也。我所要多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先前是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的“死呀”“血呀”的诗。呜呼，头痛极了！所以倘有近于议论的文章，即易于登出……(《两地书·三四》)
这些均可见鲁迅对于发议论之高度重视。1925年以后，鲁迅虽然仍然不废纯文学的创作(例如散文诗、回忆散文)，也还在文学翻译，但杂文的写作实为他工作的重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36年10月他去世的前夜。
为什么立志从事文学事业的鲁迅始终如此重视写杂文、发议论，并且在一度大写小说以后竟完全将重点转入这一方面呢？他后来有过明确的回答：
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是的神经，是进攻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
在这样的意义上，杂文来得最快，也最有力。鲁迅从事文学不是着眼于自己的名山事业，而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和进步，所以什么手段他觉得重要、有效，他就用这种手段，至于是否为流俗的观念所重视(五四以后文学观念在中国日益深入，其中并无杂文)，则完全视为浮云。
其实杂文也自有其文学性，鲁迅后来又曾说过：
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Tsa-wen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它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
但是，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的文学楼台去的。小说和戏曲，中国是向来看作邪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Essay，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寓言和，好像是的东西，但伊索和契开罗，不是坐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吗？杂文发展起来，倘不赶紧削，大约也未必没有文苑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可知鲁迅认为杂文也是文学，即使现在有人不承认，也不必管他，只要于读者有益就好，何况它分明是有文学性的。
什么算文学，什么不算，人们的观念在变化之中，不必只跟着一时流行的“文学概论”走，作者大可以只管走自己的。时至今日，海外仍有一些学者只肯定鲁迅的小说，而对他大写以至专写杂文深表惋惜——同自有眼光自有定力的鲁迅一比，其气量之小胸襟之窄，不免显得格外刺眼。
三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问题是，如果从中国文学史的传统来看鲁迅的选择，可以说他的大发议论、重视杂文(包括近于Essay的随笔)，其实正是继承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悠久传统，有着极其充分的历史依据。
什么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这是关乎中国文学史研究全局的大问题。一般认为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中坚，而中国叙事诗不算很繁荣，于是抒情就成了一大传统，甚至有学者认为乃是惟一的传统。这一派意见声势浩大，影响甚广。其实抒情诗与叙事关系也很大，或由事而引发，其中也往往有或多或少的叙事成分。至于散文、小说、戏剧等文类中则包含了更多的叙事成分。所以应当说中国文学有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这一重大问题近来已由董乃斌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一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之一，中华书局2012年3月出版)论述得十分深刻而充实，大的问题已经解决，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则可以从长计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散文中还有一个相当鲜明而强大的议论传统，与叙事、抒情传统并驾齐驱。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散文包含极广，历来是杂文学而非纯文学的。主张无所不包的《文心雕龙》不必说了，就是萧统《文选》，虽然基本上将经、史、子排除在外，仍然录入了大量的议论文和应用文。《文选》选文分为38类——
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
除了前四类的诗赋之外，其余34类全是文，而其中往往包含相当的议论成分或大部分是议论。在散文领域像今天那种只重视抒情和叙事的纯文学观念，古人是不具备不承认的。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散文作家(古文家)没有不重视发议论的，各类文章选本中也总是入选相当数量的议论文。
萧统心目中的“文”在后代形成了权威的界定，这里绝对不议论；他的思后来被继承下来，至今仍然发挥作用。古代的可读性比较好而以议论为主的散文，包括来自经史子集四部者，历来被认为是文学作品，例如《论语》《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里的有关部分，又如《尚书·盘庚》《左传·曹刿论战》《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以及贾谊《过秦论》、韩愈《师说》、苏洵《六国论》、苏轼《留侯论》、李挚《童心说》等等。许多包含议论的应用文，也历来被认为是文学作品，例如《谏逐客书》、诸葛亮《出师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丘迟《与陈伯之书》、欧阳修《瀧冈阡表》、宋濂《送东阳马生序》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名篇，至今仍然大踏步地进入文学选本和教材。
这样看来，就中国文学的大局而言，可以说有叙事与抒情两大传统，而如果考虑到散文方面的特殊情形，则议论自然也应视为固有的传统之一。
在诗歌、小说、戏剧这三种文类里，议论尚构不成传统。以议论为诗固然也不失为一条可以走的，弄好了可产生理趣而无理障，但终非坦途，诗总不是适宜发议论的地方，尤其不能像哲学论文那样大发议论，中古玄言诗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参见顾农《玄言诗初探》，《燕京学报》新十六期，2004年5月)。小说和戏剧里虽有议论而比重甚小，可以忽略不计——议论主要存在于散文这一文类的范围之内。所以就中国文学的全局而言，议论这一传统尚不能与叙事、抒情鼎足而三，它的地位要略低一档。
文虽然只是四大文类之一，但文本数量特别巨大，几乎占到一半；如果考虑到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只包括诗、文而小说和戏剧，则文更加是半壁江山——所以是不是可以说中国文学有两个半传统：叙事与抒情文学各文类之全局，乃是两大传统；议论基本上只在散文范围内发挥作用，算半个传统。
研究中国散文中的议论传统，涉及到大量的问题，例如史传文中议论成分的意义应如何估计，儒道玄佛诸家思想对散文创作的影响，“文以载道”观念的产生与演变，考试科目中策论及八股文与一般议论文的关系，如此等等。议论与叙事、抒情的复杂关系，浮沉消长，更有许多值得研究之处。这些问题均待从长计议。这里只能先行确认两点基本看法：一、中国散文中存在一个议论传统；二、议论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文学之两个半传统中的那半个。
四
大量无与伦比的杂文使鲁迅成为中国文学中议论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他完全不受一时流行的文学观念的干扰，只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做得非常出色，因此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一位最富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家。